[为了纪念的忘却]我该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2438年前的春天，有位希腊人记录了一场雅典瘟疫，于是，他被称为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也被认为是有“垂训”作用的宏论。
2008年5月19日上午9点，当我飞赴四川的时候，脑子里除了电视上所见到的画面，还不停闪现这个大胡子老头儿的名字——修昔底德。那时我一直在想，作为记者，能深入现场采访一次空前绝后的灾难，需要留下些什么才对得起“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这句话？
转眼回到广州两个多月，除了早已见报的新闻稿，我没再写下什么，也很少去想在四川那半个月的经历。
平武、安县、北川、江油、绵竹、映秀、什邡、都江堰……，当我用手敲击下这些地名，那些无助的眼神、那些悲怆的哭泣、那些从此失去家庭孩子的脸孔，那些我在灾区采访时无私帮忙的好心人重新回到脑海，历历在目。
因此，我更加崇拜修老先生，他在2438年前，参与其中竟能全身而退，瘟疫屠城仍旧笔触客观。他说，雅典城里曾经一度云集哲人、学人、诗人、艺人，但在瘟疫中，所有人类的知识、技艺、聪明、谋略一概没有用处。
在天灾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卑微的。作为记者，我只是记述了一些我的所闻、所见，那些貌似客观的稿件下，掩饰了我持续焦虑的心。比如，在享受多年城市优越便利的生活后，我开始不习惯三天不洗脸，开始幻想把路边绿色的小草吞进腹中，开始不停得往山上跑希望能往家打个电话，甚至开始盼着早日离开那片已被大自然摧毁的“人间地狱”。
刚到四川那几天，余震还很多，我亲眼看到帐篷前山路上一条窄窄的裂缝余震后变成宽一米有余的壕沟，而余震到来时，山体滑坡的声音又让人不寒而栗。那几天，我把名片分装在袜子、裤兜、衣兜和帽子里，自以为聪明地认为，如果被飞石击中，至少可以被拼回一个完整的人。
然而，当我在平武县南坝、江油驻守几天后回到绵阳市区，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融入城市的生活。彼时，我在路边看到有人在防震篷外品茶搓麻，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们一顿；见到食肆外有人浪费粮食，马上把眼睛瞪得象灯泡一样盯着他。遇到朋友的问候从手机中传来便说个不停，但一听到调侃，马上破口大骂，同时在心里长叹：人，怎么可以如此冷血？
回城第一晚，我住在绵阳的一家宾馆，兴奋得再也睡不着，生怕一睡下就停电、停水，或者又来一场余震，自己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那晚，我在宾馆用MSN和朋友聊了很久。他劝我早点回广州，做个心理调试。我拒绝了。不是我已经高尚到为了工作不顾危险的地步，而是从心里认为，作为一个人，一个尚能自保而且可以救人的人，绝对不可以做逃兵。我跟他说，当我在安置点、在废墟前、在山路上采访的时候，都恨不得扔掉采访本，跟那些志愿者一道，跟那些子弟兵一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些天，人变得有些暴躁，经常会莫名其妙地生气，根本见不得城市里原本非常正常的休闲。我在5月28日重回平武，同行有位女救援队员，当看到她下车后站在安置点前的树阴下擦防晒霜，我立刻火冒三丈，拂袖而去。
于是，开始习惯一个人赶路，一次次走向灾区，汉旺、红白、映秀……我已习惯了行走，在路上帮老人家拿拿行李，再抱抱全家只剩下一个人的孩子，听听同路人的倾诉，甚或给他们一点钱，也算为灾区人民做了点事情吧。
再有电话传来，我开始劝朋友戒烟、戒酒、少一些不必要消费，多省下点钱捐出来。那时的语气歇斯底里，用着不容质疑的口吻，“你要”、“你应该”……仿佛问候我的人个个都是冷血。
后来回到了广州，报社安排去灾区的记者接受心理辅导，我拒绝了。现在想来，自己不应辜负报社的一番好意，但那时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如果请心理专家要出钱的话，希望报社能把钱捐给那些仍在灾区生活着的人们。
现在仍然不断有灾区的朋友打来电话，报喜的多，报忧的少。安昌的一个朋友发来信息；“闫大哥，你是个好人，灾区人民感谢你，欢迎你再来我家做客。”我看过就删了，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原谅自己，灾区需要帮助的人太多，而我做得又实在太少。
8月3日，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在四川传递。当我从电视上看到那位英模警察跑第一棒时，从心里为四川人喝彩。在天灾面前，人如此微不足道，但又如此坚韧不拔，自己当了逃兵，但更多的人坚守在那个地方，我有一万个理由相信，正是他们的坚守，才会有四川灾区来年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我在电脑上敲下这段文字之前，从电子信箱里翻出给一位大学同学的邮件，写在从四川回广州的那天晚上：
“我问朋友，你见过车厢里坐12个人的捷达轿车吗？我告诉他，我曾搭乘志愿者的车离开江油，怀里抱了两个小朋友，一个6岁的男孩晕车，司机于是把车窗打开，冷风吹来，男孩忍不住呕吐，一连五次，吐的东西全部扑在我的脸上，车上没纸，没水，即使有，在那个逼仄的空间里根本无法传到我的手上，于是，当我带着一脸风干了的呕吐物下车时，惹来一群人的围观，那天我穿着军装，我想，那些笑我的人，原本就是对他们同胞漠不关心的人，因为，为灾区人民做点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
要走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第一次来四川，却见到了如此痛苦的回忆。后来又写了一些稿，一部分没发，我本来想留下，最后却把它删了。不再想它，不再看它，万一想起了这段经历，就拨通手机上那几个同生共死的灾民电话吧，问问他们找到了工作没有，问问他们伤好些了没有，或者问问他们的孩子成绩如何，尽管繁琐，却是我个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吧。
要走了，盘点一下这十几天的收获，只是增加了自己的负罪感。一次次提醒自己不要拿广州、成都，甚至绵阳的生活跟灾区比，一次次告诉自己这次经历只是人生唯一的偶遇，但还是忍不住自责。我为什么没早点来？我为什么不是志愿者？我为什么没有帮助更多的人。
要走了，似乎要说一些矫情的话。但是，这十几天里，我去了平武、安县、北川、江油、映秀、绵竹、什邡、都江堰的许多重灾区，却从没有真正为了感动留泪，也许因为我是个男人，也许因为我没有时间。如果我有时间哭泣，何不做点我能做的事情？
要走了，真的要走了。晚上难得半天闲暇，于是在宾馆前的小河边散步，老人们在聊天，年轻人在喝茶，孩童在嬉戏，那些花花绿绿的帐篷不知何时已悄然撤掉，留下的是一副恬静安适的都市风景画。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也希望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生活，不过，我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生活，离那些安置点的人还有多远。
要走了，于是分外感伤。路上碰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背着背囊，拎了几个袋子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行走，我问他去哪，他说回学校。从学校回来，家没了，家里的人也没了，他要回去好好读书，长大后再报答这些天来关照他的好心人。我拿出100块钱给他，他不要，他说他已经买了车票，回到学校还可以勤工俭学。我跟他坐在马路牙子聊了很久，等他瘦弱的身子再次背起重重的背囊准备远行，我却什么都没说，只是握了握手，连句“保重”都没有出口。独自返回时，不禁潸然泪下。
要走了，不知道自己带走的是什么，又不知自己这几天留下了什么。十几天的经历，留给了我太多的东西，我于是试着去学习坚强，去学着与人交流，不是记者的身份，而是朋友。
要走了，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记下了，那么，我该做些什么。”
同学在回信中说：“好好活着，认真活着，也许你不会像修昔底德那样写出《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也不会像顾炎武那样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为一个小市民，作为一个记者，都有太多有意义的事情等待你去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