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曾为病人

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回到报社。办公室的人不多，但从跨进大门开始，就满心喜悦。
因为，自己至少看起来不再是病人了。
十多天前，因为肚子里的一块石头住进了医院，医生在我肚皮上挖了个洞，把它取了出来。然后，就是纯粹的病人生活。
麻药消去，浑身上下开始疼痛；浑身插满了管子，别说翻身，连动一动都是奢求；躺了几天，喝水用吸管，吃饭靠喂，一个精壮小伙突然只有婴儿般的能力；后来开始会坐，但要坐得笔直，且不能持久，每次客人探望，都像受刑；终于拔掉了身上的管子，终于可以出院，但仍不能负重，不能弯腰，不能跑动，不能大笑，不能打哈欠喷嚏，不能……
在出院医嘱单上，医生没有写不能上班，于是，我今天来了报社，象个正常人一样。尽管仍不能坐太久，尽管伤口仍隐隐作疼，但能够从家里到报社，而且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总算踏实一些。
以前石头在肚子里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个棒小伙，可以跑，可以跳，可以熬夜，尽管会腰酸，会肚疼，但都是忍一下就过；现在肚子里的石头被拿走了，希望自己是个棒小伙，可以跑，可以跳，但不愿再熬夜了，也不会再轻视自己的身体。
因为，人有病后才发现，原来笑、打哈欠、打喷嚏、走路都是上苍的恩赐，而没有了这些平日根本不起眼的东西，自己才知道珍惜。
我们总会抱怨没有合适的鞋子，但大街上有许多没有脚的人。这是一句西谚，谚语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可以不断体味，而每次都会留下酽酽的茶香。

那个拥有比我更无私爱的人走了

那个拥有比我更无私爱的人走了
　　岳父走了，很突然，以至许多天过去了，妻子和我仍以为他还活着。
　　我与老人不是很熟，娶了他的闺女，却和老人很少见面，也许可以把一切归结到我离家远的缘故吧。
　　印象中的老人，清瘦，勤劳，平和，慢吞吞说话，一根接一根抽烟。正是那该死的香烟，夺去了老人的生命。
　　凌晨3点，妻子的电话响了，家人向她通报了老人去世的消息，她开始抽泣，继而放声大哭，以至平日睡得死猪般的我从梦中惊醒。冲出卧室，妻子正蜷缩在沙发一角，泪流满面。 　　　　　　　
　　“我爸不在了。”妻子说了一句，泣不成声。
　　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会这么突然，怎么会？他跟我围坐在炉火旁聊天的情景历历在目，抽出的烟雾后那清瘦的脸庞依然清晰，他却真的走了。
　　凌晨四点，订下飞郑州的机票，然后飞奔银行取钱，帮宝宝收拾东西，上午12点，赶往机场。
　　回到老家时，老人还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张白布蒙住了他的脸，妻子执意要掀开看看。白布揭开时，妻子和她的姐姐们同时放声大哭。
　　我没有落泪，不是因为老人没有生我养我，而是我那时还不相信他走了。他说过要来广州看我，他曾认为我带个他的中华烟是假货，因为“吸起来没劲”，他不止一次问我买房子的钱还欠多少，他也屡屡挂念我肚子里的那块石头。我不认为他会走，我觉得他就是累了，躺下来休息休息，劳作一生，他也该歇歇了。
　　老人一生极具传奇色彩。早年丧父，随母亲沿街乞讨；考学及第，因无钱辍学；解放后负笈焦作讨生活，此后回乡在村小学教书；改革开放第一年，以每年给村集体上交一万元的天价承包了荒山，成为他所在县西一带第一位个体户。有人说，早年，新乡市至少一半的楼房都是用老人卖的沙子，而老人，也将自己家乡的男人一个个带上买卡车、运沙的道路，我的几位姐夫，无一不是从老人处得益起家。
　　老人写得一手好字，做生意打官司从不请律师，这个只有高小文化的人不仅一次次告倒那些恶意欠款的老板，甚至告倒过两位法官。由于从事中介配载式的服务，拖欠老人货款者大有人在，老人去世约一周后，我们见到了他的生意伙伴，这才知道，至今，老人仍有数十万的货款被人拖欠，而老人，从来都是拿自己家的钱去抵帐，至今没给子女留下一分钱的债务。
　　老人40岁得女，他这个最小的宝贝最后成了我的妻子。由于相识太久，我一度曾认为自己对妻子有着博大、深刻的爱，然而，当我跟老人的交往日深，才知道有人的爱更深沉，更无私。 　　
　　妻子家只有一个男丁，于是我们这些做女婿的跟她的哥哥一起守灵，老人的遗像摆在棺木正前方，笑眯眯地看着每一个过往的人。
　　“那个最爱你们兄妹两个的人去了。”某日晚，我坐在老人的灵前，对妻子的哥哥说。
　　我说，自己从小就成绩很好，所以未曾经历挫折，以至造成自负、自私、狭隘、虚荣和浮躁的心性，很长时期内左右着自己前进的脚步。幸运的是，16岁那年，我遇到了妻子，开始读一所大学校；19岁那年，第一次见到老人，开始惊讶他的达观与无私。转眼自己30出头了，自认为是一个豁达、坦荡和踏实的人，而这一切，多半是拜他所赐。
　　想来惭愧，这么多年，与老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除了问候老人身体，似乎没有别的话说，而老人一遍遍问着我的工作、家庭、房子，还有宝宝。
宝宝出生的时候，老人还在老家，从此，打给他的电话就增添了一个节目：让宝宝哭两声、或叫两声什么。我们无法通过电波看到老人的表情，但每次他都能和我的宝宝“聊”上大半天，岳母说，老人拿着电话的时候，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后来，我们邮寄了宝宝的照片，老人把宝宝的照片放在枕边，隔三岔五拿出来看看，以至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外甥女心生妒忌：“我姥爷，就只亲你们泊宁。”
　　如今，老人走了，妻子偎依多年的山塌了。没有撒娇，没有依靠，没有挂牵，她要长大，却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我们拿了一些钱给老人看病，但妻子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没有见到父亲临终前一面。我们渴望补偿，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剧已在我们这里上演。
　　老人出殡那天，我见到了他的一位生意伙伴前来吊唁。他握了握我的手，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我则失去了一个可敬的亲人，一个最爱我老婆的人。
　　那天，家里人安排几位女婿行“路记”，24拜或花九拜，为的是让老人的灵柩多留一会，在老丧如喜丧的气氛中，一些称嫂子的人开始恶作剧，我却满脑子都是那个躺在棺木里的人，礼刚行毕，已经潸然泪下。
　　我们知道，老人再也回不来了，我也再难给老家邮寄香烟，然而，他在我们身上倾注的感情，更像一条纽带，让我们联系在一起，有了更多的牵挂。

回家乡记

回家乡记
　　晚上八点，夜色正浓，载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奇瑞QQ从107国道下来，转入新原公路，然后是东干道，可惜我已经全不认得了。
　　那个散步时经常走过的《日月同辉》雕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拆掉，代之一个高高的广告牌；新原公路，这条我走了七年的长路，两侧的树木也不见踪迹，村庄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晰，一个个店铺连接起来，让人不觉是走在乡村；在东干道停车，想看看路牌，那条路已更名为“新飞大道”，我从南走到北，却找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路边的霓虹灯开始闪烁，与透过车窗直扑我脸颊的冷空气一样使自己感到陌生。
　　我们知道家就在前方，一直走，从高楼走向平地，从繁华走向荒芜，在一片漆黑的村庄里，有一盏灯亮着，那是我们的家，睽违四年的家乡。
　　一岁半的宝宝显然没有经历过家乡的寒冷，一下车就哭闹起来；而从电视和图画上见到的大公鸡嗷嗷一叫，她显然被吓到了，任凭周遭的人用何等婉约的家乡话哄她也不为所动。宝宝从生下来就没有回过老家，回来的第一晚，就在哭闹中度过。
　　“洗澡澡”、“洗澡澡”，接下来的几天里，宝宝开始认识从未见过的姥姥、姨妈、舅舅、爷爷、奶奶、大伯、姑姑和一直盼着见她的哥哥、姐姐，但她嘴里总念叨这几个字；从出生到一岁半，她念叨最多的是“喝奶奶”，而回到家乡，却变成了“洗澡澡”，还有一遍遍背着的想想姐姐、皮皮哥哥、妍妍姐姐、琳琳妹妹、溜溜弟弟。
　　一切都是新鲜的，无论对宝宝，还是对我们。还不懂事的宝宝很快就融入了家乡，每天起来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去看牛牛、狗狗、大公鸡，然后看到每一个路过的小朋友叫哥哥姐姐，然而，她家乡的哥哥姐姐显然听不懂她那半广东味半普通的话语，看看她，一溜烟跑了。
　　两天后，我带着妻子和宝宝回自己的家。又是出新乡，走新原路，不过，我把自己弄丢了。
　　 走过铁路桥，我不得不打电话向小明求救：“我现在回到新乡了，刚过铁路桥，回我家的路该怎么走？”
　　　四年了，一切都变了。新开的道路不再认识，而原来的坦途因为毁坏早已废弃。后来知道，出新乡10公里后，我走的那条路是自己10年前走过无数次的路，可那次行走，我已不知道路的前方是不是自己的家乡。
　　家里的一切也都变了。那个200来户的小村庄，如今已有九成人建起了小洋楼，我家自不例外。统一的门楼，相仿的格局，我站在那个生活了20年的村口，已经不知道哪个门楼是自己的家。
　　还像十几年前那样，母亲早早出入家门等待。“来啦！来啦！”母亲一边跑向出租车，一边大喊。父亲、我只见过一面的小侄女、小外甥，一个跟着一个从家里出来，笑声，笑声，还是笑声，宝宝成了香饽饽，奶奶抱不够，爷爷亲不够，哥哥姐姐也“泊宁”、“泊宁”地叫。一时间，我们夫妻两个都成了配角。
　　家里的房子很大，那个祖传的老宅在父亲退休后又焕发了生机，后院种菜，前院种花，楼上空着，说是留给我们三口住的，楼下还有六七间房子，每个房间都放着书，这是父亲的习惯。 　　　　　　父母显得很满足，父亲甚至对自己定义的半耕半读生活非常受用，他和我不断摆弄着院子里的花草和蔬菜，盖大棚、翻地、施肥、浇水，然后每天中午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报纸后搬张小凳子跟我在院子里看看，聊聊。
　　家里的客人开始多了起来，我小学的同学、初中的朋友，师范的同窗，一拨拨地来看我，父亲也坐在一旁，听我们说话。
　　可惜，离家几年后，我开始怯了，话也很少，总是问别人的事情，当朋友们问起我的事情时，也多是三言两语。我开始羡慕父亲，羡慕我的同学们，无论教书、经商还是务农，他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平淡、熟悉，而亲切。
　　家里没有访客的时候，我开始四处走走，那些昔日熟悉的街坊大都不再认识我了，如果不是父母带路，他们很难猜出这个黑黑的胖子是哪家的亲戚。小时候玩耍的果园变成了农田，一部分变成了房子；而那葡萄园，也早就成了麦田。感谢我的朋友秀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用摩托车载着我去看了我们读书的学校，那个曾经创造出辉煌的重点学校成了木材加工厂，我们的宿舍也建起了民房。我们在河堤旁的一家理发店剪了个头发，每人三块钱，便宜地让人难以想象，而剪头发的小伙，年轻我们10岁。提起昔日的同窗，他也要思索半天。
　　农村的夜晚很黑，很静，除了路人走过时的几声狗吠，再不见任何动静。我跟秀周坐在我家的房子上，看看星星，说说话，抽烟、喝水。
　　建新村了，秀周晋中教一级了，胜利包了个大猪场，庆斌去镇上管计生……再晚一些时候，摩托车的突突声响起，我哥下夜班回来了。我们说着这些繁琐、熟悉却陌生的小事，讲着这些年的变化，再聊聊过去的人，沉思、笑骂、一切的一切，都又是那么熟悉。
　　几日后，我回广州，父母叫来了出租车把我们直接送到郑州。车行路线也是以前走过的，我却依然没有什么感觉。
　　回家乡了，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空客用两个小时把我从河南送到广东，我却用很长的时间去回味。
　　离家久了，情更浓，情更怯。一切都变了，但记挂自己和自己牵挂的父母仍然是那风筝的长线，随着父母一天天老去，河南，新乡，对我而言，对我的宝宝而言，还意味着什么呢。
　　回广州的路上，我跟妻子商量，以后尽量每年带宝宝回河南一趟，不为别的，只是让她认认自己的故乡。他的爷爷在那块黄土地上有一片精神家园，她的奶奶每天都在念叨着她，还有哥哥、姐姐，无论她将来飞到哪里，总有一股亲情将她与那个陌生的地名联系在一起，给她温暖，让她心安。

难得的半小时

最近很忙，用了一段记事本，发现每天都有十多件事要处理。于是很羡慕做教师的父亲，印象中他总是坐在办公室，批改作文、读报，然后去操场上散步。
下午要赶到市政府见一个领导，到的早了，于是买了一份报纸，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喝茶、看报。
人很多，却很安静，旁边是个毛笔蘸水写大字的老人，写着王维那“空山新雨后”的诗句；此外，就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练舞蹈的人了。
老人花白的头发，戴了副黑框眼镜，安静地写字，心无旁骛。我看了看他的行草，似张旭，又像怀素，也许是老人自创，显得狂放不羁，而在我眼前的，是个慈祥、平静、闲适且有着可以从脸看到心的宠辱不惊。
路人偶尔驻足看上两眼，老人也没有交流。用我有限的书法知识来看，老人的字实在不敢恭维，却处处显露出张扬的个性。
也许是一个刚退休的人吧，练习书法的时间不长，空有笔画，不见架构，更难称风骨；也许是个倔犟的老人吧，学了怀素的狂，有了张旭的率性，却处处透露出自己的个性；也许是个想找回特立独行的人吧，在公园练字，不在乎外人评价；或者是个习惯听奉承的人呢？或者是个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字炉火纯青、已自成一派的人呢？
用我这样的小人之心去猜测一位慈祥的老人，确为大不敬；事实上，他的行动已经感染了我。也许我这样的升斗小民无法率性而为，但至少，还有这份心吧。

被思念温暖的寒冬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一个中年男人打电话过来，说要来广州看我。因为他昨天把养的几千只鸭子卖了，想找个他“很想念”的人说说话。
他天不亮就起床，从鸭场到镇上，从镇上到恩平，再到广佛路口，然后打的到报社，花了40元钱。
我从公交车窗看到他时，他正蜷缩着蹲在报社门口的台阶上，穿了一件褐黄色的皮衣，厚厚的人造毛衣领几乎遮住了整张脸，这是上午10点，广州当日气温10度左右。
报社门口有接待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去等我，他腼腆地笑了，“没带身份证，不敢进。”
我太理解他了，或者说，我太理解他们了，作为农民，来到任何深宅大院的门前，都会满身颤巍巍的谨慎。
我给他倒水，他连声“不用”；坐下沙发，身板笔直；我说“好几年没见了”，他只是呵呵地笑，不说话。
他又有太多的话要对我说，因为他说过，40多岁了，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闫记者可以说说话，他苦闷，他需要倾诉。
尴尬的局面很快打开，他问我“三农”政策，大谈金融风暴和三聚氰胺，相比自己一年来受到的委屈，他似乎更关心这个国家所有农民的命运。
他叫付永明，在恩平东城镇养鸭。我们三年前因采访而结识，此后再未谋面。 他说他一直很想念我，因为我肯跟他说实话，我没有看不起他，我懂的东西比其他人多，我能够理解他。
我理解。在农村报工作的几年中，我认识了好几个跟他一样的朋友。在我调到日报之后，梅州的一位朋友竟然为了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花了300多元订了一年的南方日报。这对他不是笔小数目，而这个女儿读书都要借学费的农民却丝毫没有犹豫。
付永明说，养鸭不辛苦，因此他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琢磨事情，他把我送他的书看了又看，却总和现实联系不上。比如，书上说农业税免了，今年秋天却有人到他的鸭场收鸭蛋的检验检疫费，每只鸭蛋两元；书上说中央出文件要关怀农民，他办个二代身份证却要给村干部送两条烟才能拿到；书上说农民靠养殖可以致富，而他的许多老乡都亏得一塌糊涂……
他小心地问我，是不是很多当官的主要是在为自己谋私利；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了农民这里就变了样；他问我广州治河涌的400多亿从哪里来……每个问题都不复杂，我却都答不上来。
他一直在说话，水很快冷了；加些热水，很快又凉，他却一口也没喝。我一直在听，听听想想，想想再听，想说话，却张不开口。
很快中午了，我带他去报社饭堂吃饭，点菜时问他吃不吃辣，他说随便，然后小声说“我不吃辣椒就可以了”。买单时，他跟我抢，急得满脸通红，扯我胳膊的手果断而有力。
吃过饭，他问我，是不是耽误了我的工作，我说没事，他呵呵笑，小声嘟囔了句什么，再干笑。
他给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是让我告诉他哪里有新华书店，他想去看看书，再买上几本回家看，因为把鸭子卖了，有钱了。他说在东城买不到书，连买份报纸也难，报摊倒不少，但都是六合彩的码报和黄色书刊。
我跟他在办公室又坐了一会儿，从办公台上挑了一摞书让他选好带走，没想到，几本“三农”问题的书他都有，最后，他只拿了一本《多维视野下的三农问题研究》。我在忙手上事情的间隙，他静静地坐着，小心翻着我桌子上的报纸，等我送走他回来才发现，他把署有我名字的“广州新闻”叠挑了出来，翻到我当天的新闻，放到那叠报纸最上面。
他走了，我心里却空落落的。

【越南越美】散落在海边的记忆

从越南回来，如释重负。
除了语言不通，越南的治安、市场、人文环境都无法令人轻松。所幸的是，在那个似乎被上帝遗忘了几十年的地方，可以找到些许过往的记忆。
路边就是地沟，里面污水横流；电线杆横排竖列，电线如蜘蛛网一般；还有街头巷尾难以计数的摩托车，使人们耳边的轰鸣声不绝。这些镜头，在国内已经逐步淡出，却可在越南找到踪迹。
所有的一切，与风光旖旎的下龙湾形成鲜明对比。一些精明的生意人活跃其中，在暮色掩映下，他们踩着摩托车，用生硬的中国话逐一问貌似中国游客的行人：“大哥，打炮，100块，全包。”更有兄弟听过“领导，打炮，开发票。”

小心翼翼揭开心底的伤疤

读书时给外系的同学做过心理咨询，无非是拿个量表给他们测下，通过结果分析判断这个人的心理趋向，然后再听他们倾诉，暗示、引导，直到他们如释重负为止。
那个时，知道有种心理疗法是用强迫，与森田疗法、皮格马利翁效应不同，它需要强迫人去面对一些创伤，接受它，走出它。
我做的事只是心里咨询，所以很少去做什么治疗，但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最有效。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在有效的同时，是残忍。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抗震救灾的项目，后面很多章节一早就弄好了，但前面回顾灾情的内容一直空着，尝试写过几次，却都半途而废。太残忍了，太难以接受。
如果没有去过灾区的人回想当时的四川只是红旗猎猎，满街绿军装蓝马甲的话，而我，脑子里只是一个个脸孔。
无法不去回忆那些故事，无法不去想那些人。他们身上的泥土、脸上的伤痕都那样清晰地在脑海中回放，他们饿了，渴了，困了，累了，他们哭泣地声音嘶哑，他们在地震后表情木然，那都是一个个人，活生生的人。
我又回忆起了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那片片废墟之间，悲伤、哭泣、无助、眼泪......，我无法释然，因此无法落笔。
这是个残忍的差事，因为要重新面对那个残忍的时刻。
凌晨3点半，工作还是要做，无论有多么艰难。

新疆总是那么令人向往

中午和Y领导一起到亚洲国际酒店听了个讲座，是国家地理杂志请的一位摄影家讲风光摄影。构图、测光、色彩、气氛、黄金分割……讲者侃侃而谈，我却把精神全部聚在那一张张风光照上。
读书时玩过机器，那时觉得我这样对理科的人读了文科后，摆弄相机和摄像机是最好的释放。可惜很快就没了时间，再后来机器也没有了，于是一心一意码字。
中饭是跟Y在永福路旁的新乡驻广州办事处吃的，满耳纯正的乡音，服务员一如家乡那样的大嗓门、火爆脾气；点了几个家乡菜，荆芥、皮冻，没有红焖羊肉，加上烩面仍算得上原汁原味。可惜菜单上的东西都变了，京酱肉丝成了招牌菜，还有在粤菜馆、川菜、潮菜、湘菜馆里随处可见的家常菜，都上了那个叫豫新酒店的特色菜谱。
Y领导对几个小菜非常满意，吃惯了海鲜，偶尔吃点特色也不错。我却没有什么感觉，在这个炎热的冬天，在一个完全称得上南桔北枳的地点，就像摄影老师讲的那样，没有气氛，什么黄金分割点的构图都会被破坏掉。
最近很忙，因此偶尔听个讲座便成了难得的休闲，尤其那幻灯中的新疆风光如此令人神往。不过，讲座未结束，我赶去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马不停蹄地赶路，为了开个巨无聊的会议。
这大半个月，一天都没消停过了。Y领导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自己现在有四个区，三条线。线是市大统战、市农业、市林业，而四个区除天河外的白云、黄埔和南沙分别在广州的最西、最东和最南。每次通知都是有个主要领导特别重视、题材本身特别重要的会，但稿子的命运多是不发，或2000字变成200字。
“那么傻干嘛，干脆不去不就行了？”Y说。
我几乎没有考虑，告诉他，很多时候，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那里不是为了会议本身，而是大家的一种交往，交往多了，才有更多信息，有了信息，才会有稿子，如果不是每月的B或C在撑着，光靠线上的事情，还不得喝西北风？
所以觉得特别累。工作就是赶路，很认真地听会议，很认真的码字，很认真的疲劳。最近又有两单别的事情压在手上，更觉得疲倦了。
明天开始要住在一个叫鸣泉居的地方，据说房费超千文一天，早上起来去湖边散步，中午又要拿本历史地理的书听会。觉得诧异，我曾经去过大洋彼岸，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散步，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却不觉得累，反觉自己睡得太多。
今天看那摄影老师的片子时，突然有点醒悟了。原来，累的在心，而不在身。
想去新疆，想去USA，甚至想去朝鲜、老挝，希望能找到一个水塘旁边的小木屋，安静，恬适，没有采访通知，无需拼命看表赶路，哪怕只是一天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