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思念温暖的寒冬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一个中年男人打电话过来，说要来广州看我。因为他昨天把养的几千只鸭子卖了，想找个他“很想念”的人说说话。
他天不亮就起床，从鸭场到镇上，从镇上到恩平，再到广佛路口，然后打的到报社，花了40元钱。
我从公交车窗看到他时，他正蜷缩着蹲在报社门口的台阶上，穿了一件褐黄色的皮衣，厚厚的人造毛衣领几乎遮住了整张脸，这是上午10点，广州当日气温10度左右。
报社门口有接待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去等我，他腼腆地笑了，“没带身份证，不敢进。”
我太理解他了，或者说，我太理解他们了，作为农民，来到任何深宅大院的门前，都会满身颤巍巍的谨慎。
我给他倒水，他连声“不用”；坐下沙发，身板笔直；我说“好几年没见了”，他只是呵呵地笑，不说话。
他又有太多的话要对我说，因为他说过，40多岁了，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闫记者可以说说话，他苦闷，他需要倾诉。
尴尬的局面很快打开，他问我“三农”政策，大谈金融风暴和三聚氰胺，相比自己一年来受到的委屈，他似乎更关心这个国家所有农民的命运。
他叫付永明，在恩平东城镇养鸭。我们三年前因采访而结识，此后再未谋面。 他说他一直很想念我，因为我肯跟他说实话，我没有看不起他，我懂的东西比其他人多，我能够理解他。
我理解。在农村报工作的几年中，我认识了好几个跟他一样的朋友。在我调到日报之后，梅州的一位朋友竟然为了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花了300多元订了一年的南方日报。这对他不是笔小数目，而这个女儿读书都要借学费的农民却丝毫没有犹豫。
付永明说，养鸭不辛苦，因此他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琢磨事情，他把我送他的书看了又看，却总和现实联系不上。比如，书上说农业税免了，今年秋天却有人到他的鸭场收鸭蛋的检验检疫费，每只鸭蛋两元；书上说中央出文件要关怀农民，他办个二代身份证却要给村干部送两条烟才能拿到；书上说农民靠养殖可以致富，而他的许多老乡都亏得一塌糊涂……
他小心地问我，是不是很多当官的主要是在为自己谋私利；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了农民这里就变了样；他问我广州治河涌的400多亿从哪里来……每个问题都不复杂，我却都答不上来。
他一直在说话，水很快冷了；加些热水，很快又凉，他却一口也没喝。我一直在听，听听想想，想想再听，想说话，却张不开口。
很快中午了，我带他去报社饭堂吃饭，点菜时问他吃不吃辣，他说随便，然后小声说“我不吃辣椒就可以了”。买单时，他跟我抢，急得满脸通红，扯我胳膊的手果断而有力。
吃过饭，他问我，是不是耽误了我的工作，我说没事，他呵呵笑，小声嘟囔了句什么，再干笑。
他给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是让我告诉他哪里有新华书店，他想去看看书，再买上几本回家看，因为把鸭子卖了，有钱了。他说在东城买不到书，连买份报纸也难，报摊倒不少，但都是六合彩的码报和黄色书刊。
我跟他在办公室又坐了一会儿，从办公台上挑了一摞书让他选好带走，没想到，几本“三农”问题的书他都有，最后，他只拿了一本《多维视野下的三农问题研究》。我在忙手上事情的间隙，他静静地坐着，小心翻着我桌子上的报纸，等我送走他回来才发现，他把署有我名字的“广州新闻”叠挑了出来，翻到我当天的新闻，放到那叠报纸最上面。
他走了，我心里却空落落的。

【越南越美】散落在海边的记忆

从越南回来，如释重负。
除了语言不通，越南的治安、市场、人文环境都无法令人轻松。所幸的是，在那个似乎被上帝遗忘了几十年的地方，可以找到些许过往的记忆。
路边就是地沟，里面污水横流；电线杆横排竖列，电线如蜘蛛网一般；还有街头巷尾难以计数的摩托车，使人们耳边的轰鸣声不绝。这些镜头，在国内已经逐步淡出，却可在越南找到踪迹。
所有的一切，与风光旖旎的下龙湾形成鲜明对比。一些精明的生意人活跃其中，在暮色掩映下，他们踩着摩托车，用生硬的中国话逐一问貌似中国游客的行人：“大哥，打炮，100块，全包。”更有兄弟听过“领导，打炮，开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