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焦虑怎闲适]最近的确有点焦虑

手上的事不想忙，但不忙也得忙；想忙的事不在手上，只是想一想。一来二去，反而觉得自己被废了武功，说话也不愿大声了。
前辈说每个人都会有焦虑期，但没想到我的焦虑一直延伸到现在，唉，坐在办公室的滋味真难受，宁可背个包去出差。

[林子大了]抽了支价值8文的烟

下午同事拿了包1916的极品黄鹤楼,称160多文一包,我抽了一支.
戒烟好多天了，但有了便宜还愿意沾，于是尝了几口。
真想掐灭它，TNND，一百多一包，老汉纵横烟坛几年，抽过最好的烟不过3字头的中华，没想到还有更高级的。
怎么觉得不如芙蓉王，可能以前抽惯了吧。

[就这样被忽悠]杀熟与超女

刚出差回来。
昨天从松岗采访对象那里出来，找了一辆挂豫牌照的摩托去车站。这位老乡很是热情，说都是老乡，要你四块吧，换成别人都要五块的，但是要先付钱，到地方再付的话交警会抓，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没想到呀没想到，我坐上摩托车还没三分钟，老乡就让我下来了，说前面是个小胡同，拐进去100米就到。
他不肯走了，我只好下了车，七拐八拐，边走边问，走了十多分钟才找到。
被杀熟了。
按照我乘摩托车的经验，这段距离，顶多两块钱就够了；但这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摩托车司机早早把我扔下，还满脸堆笑地讲老乡有空过来松岗玩，我也是满脸堆笑。
想起这两天的采访，有多少南下的打工族被老乡杀熟，坑得血本无归。
唉，人们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没想到现在竟然成了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一枪。出门再外，连说乡音的老乡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谁呢？
从松岗回广州的大巴上播着上届超级女声的影碟，我也第一次听那些去年走红全中国的时尚女孩唱歌。听他们唱那些十多年前的经典，真是一种折磨，尤其是那个最近做了很多广告的人唱《故乡的云》，感觉全部是一个八度，高音都是喊出来的，只是声音高而已。
我的天！这样的人怎么会一夜之间成名？拥有那么多拥趸？难道是社会心理的缘故？被杀熟没想到，超女成名没想到，看来我这个已不年轻的家伙如此愚钝。难道人们现在都背弃了自身的感受，转而去默许和效仿已有的经验或社会桎梏了吗？搞不懂。

[屁孩儿，望三啦]我说在报道真相，世界人民都笑了

　　卡夫卡说作家要描写客观世界，我朋友据此觉得他是个科学家，我却认为他是个哲学家。
　　因为，在客观世界这个概念上，我对自己不满，而且持续制造着对自己的不满，这也许和卡夫卡想象，也与哲学家的宿命有缘。
　　我是个刚刚上路的记者，在有限的职业生涯里，也屡屡挥舞着舆论监督的公器，自娱自乐地为农民说话，为弱者代言；这几年，我多次自诩出手的报道对得起良心，从未在报纸上主动说过一句假话，可惜，这不能掩盖我从未穷尽真相、报道客观世界的事实。
一
　　不是每个农民都可爱。
　　工作到第三年，我终于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这句话。
　　自己是个井底之蛙，所以看到的天空是圆的；然而，就我的职业经历而言，我看到的农民的确不是个个可爱，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都不可爱。
　　无论用多少理由来驳斥自己，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我作为一个在农村报跑投诉的记者，接触的大都是农民精英，至少是知道自己利益受损后向报社投诉的农民群体，他们往往并不可爱，至少不十分可爱。
　　无数次，我都是拿到农民的投诉信后，乘大巴、摩托赶往目的地，听听投诉者声泪俱下的倾诉，再找几个境况类似的农民去调查了解，最后到有关部门核实情况，一篇报道就炮制出来了。
注意！问题就出在这里，出在我在农民中间的调查。
　　对采访对象而言，我是个陌生人，一个连当地话都说不顺溜的外地人，到了一个地方，只能依靠投诉对象（农民精英）去寻觅调查对象，这就决定了我采访的偏颇。首先，投诉者往往有着太多的主观情感，在他这里，最多只能了解问题的大概，尤其对我这个很容易被眼泪感动的人。其次，依靠投诉者所找的调查对象，更多与投诉者有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利益便无客观。第三，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在受着投诉者的引导，他们把一个说成两个，把芝麻说成西瓜的能力往往被我低估。
　　要不要自主做个微型调查呢？不求结果，只为了解更全面的信息？我曾经在采访中闪现出这样的灵感。
　　很可惜，大多数被我划分为农民精英之外的人都十分熟稔明哲保身的道理，他们对我这个外来者也十分警惕。
　　去年底，在兴宁市某村，为了调查一件事情的普遍性如何，我在走访中屡屡碰壁。后来到了一户人家，搜肠刮肚和这家的老人套了一个多小时近乎，可等到家里的年轻人到家，没说几句就把我赶出家门。所有的努力变得支离破碎，苍白无力。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我还能举出很多来佐证不是每个农民都可爱的判断。
比如，采访对象为了自身考虑，故意隐瞒事件中对自己不利的片段，他可爱吗？
比如，采访对象反复强调个人目的，而对我的提问置之不理，他可爱吗？
比如，采访对象满心愤怒，说了一大堆自己的痛苦，却不能说一句事实，他可爱吗？
再比如，采访对象试图安排我的采访路线，并在采访中强行打断其他人和我的谈话，阻止别人说任何他认为不利于自己的谈话，他可爱吗？
　　经历多次这样的采访，我作为记者，还能大言不惭说自己在报道真相，在重现客观世界吗？
二
　　我不是所有的孤独和无助都能捱。
　　“饮尽孤独”这句话曾在十多年前被我以名人警句的形式摘抄到笔记本上，没成想到了而立之年，反而无法忍受孤独。
　　农村报记者的工作就象独行侠，从联系采访对象到完稿，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这应该是件好事，从毕业生进门开始就锻炼单兵作战的能力。
　　但是，当我站在农村的闹市街头，看着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却找不到一位可以做自己的采访对象；当我和采访对象聊了几个小时，却听不到一句切中肯綮的表述；当我在网吧里呆坐一个小时，却因为某个细节没有了解无法下笔……这样的经历多了，我自己开始害怕这种孤独。
　　不可否认，记者有着呼风唤雨的能力，只要给当地新闻秘书打个电话，马上一大帮人作陪吃饭。杯觥交错，寒暄连连，可越到这个时候，我越觉得孤独。我是个记者，有让事实真相大白的责任，只要离开广州，我的责任就是接近真相，在工作时间和一帮大腹便便的官员拉关系、套近乎，于工作何益？于我的责任何益？于我记者的称谓何益？
　　偶有遇到有官员推心置腹跟我聊天的官员，我会更加孤独。是的，当地政府损害了农民利益，可这并不是某个官员的本意，甚至并不是我所见到的所有官员的本意，他们往往只是受制于人，受制于潜规则。
　　当我见到陆学艺、秦晖两位老师的时候，我向他们讨教，我担心自己陷入了中庸和辨证绝对化的误区，两位老师都向我讲起“大德”与“小德”的区别，听起来与“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一样熟悉。
　　可惜的是，我接触到的是每一个生动的个体，我还还没有能力去探讨哲学。
两年前，我在廉江某村采访过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部队四十多年了，如今自家的祖屋成了危房，他希望民政部门帮他建一座新屋。为此，我多次打电话到他曾在浙江的工作单位和当地民政部门，并委托一位在廉江的朋友帮忙努力，可惜的是，按照有关规定，他无法实现政府帮忙建新屋的愿望。
　 这两年来，老人一直和我有书信往来，并在《南方农村报》上找到我历次去湛江地区所采写的稿件，问我为什么没有在出差的时候到他家去看看？
　 我深深愧疚，但孤独无援、无能为力。
　 我难以捱过这种孤独与无力，因为我见过这位老人的眼泪，可现在，除了感动和安慰，我还能给老人什么？在被眼泪感动的同时，我还能报道真相吗？
三
　　我说在报道真相，全世界人都笑了。
　　一年前，我在农村报内部BBS上说：“这个世界没有事实，事实发生的一刹那就已经死了。”
　　现在看来，当时我陷入了把客观世界绝对化的误区。不过，作为记者，怎么能够没有对绝对真相的追求呢？
　　可惜的是，我接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而且从踏入报社大门至今都只是做记者。我太熟悉如何炒作，如何把题材做大了。
　　因此，我可以自动化地筛选采访素材，并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标准来划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后成稿时的导语，也会反复斟酌，只为吸引眼球，而非揭露事实。
　　我在采访中探询真相，却在写稿时隐瞒真相。
　　无论是否有意，我都这么做了。

[从少林寺到普陀山］负罪感的博大情怀

在Ｇ的ＢＬＯＧ上，他说，有位著名的作家曾告诫初学写作的人，文学就是描述客观世界。所以，Ｇ觉得这个作家是个科学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在深受着主观世界的折磨，我一直对父母、妻子抱有深深的负罪感，尽管我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但还是在内心不能原谅自己对他们的冷落。至于朋友，也是如此。
因此，在这次回家休假之前，我和妻子达成共识：只要有些事情能让我们的老人开心，我们绝对不会去计较钱的多少。事实上，这只是个原则而已，对于持家生活的男人女人，谁会去真正实践这个自己的诺言呢？
还记得在周国平散文里读过的几个字“佛说，放下”。尽管我是一个笃信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但这四个字还是在心目中举足轻重。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记得自己的不好，也是一种狭隘的自私感在作祟吧。
陪老人去普陀山时，在南海观音像前听到一位导游背课文：“观音菩萨为什么被人称作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大慈大悲……”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悟性的人，但刹那间觉得她对导游词的背记是对观音菩萨的一种亵渎。不过，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大慈大悲，普渡众生，首先就是要有一种博大情怀吧。
再庸俗一下：“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向自己要自由]下午去借了五本书

本来说下午要去省委某个部门的，但领导临时有事，去拜见的事情延时两个小时。
马上跑到１４楼去借书，两本发黄的小本子《顾炎武》、《银幕的剧作》，分别生于１９８２和１９７９。借的时候资料室的一个人还说，这年头这种书也有人看？
我脸皮笑了笑，心里说，要是有清代善本《天下郡国利病书》，我一定会借的。
还有三本，一本是《英语报刊阅读技巧》，《第一线采访手边书》，都比较新。加上《林语堂中英对照丛书·东坡诗文选》，呵呵，一口气借了五本还不够一本字典厚。